蔡国强的胡思年代(下)
他的美术创新在当年看来非常离经叛道。可是,他的发型却由爱妻一手打理,一成不变。

蔡国强自称是个家庭观念很重的人
蔡国强(中)与杨世膺(左)做《APEC景观焰火表演十四幅草图》
在日本东京
线条1 自称胆小
蔡国强说自己是个胆小、中规中矩的人,“画画人家用笔很大气,我却甩不开,身体也比较瘦,做事情放不开,而且特别地怀旧、喜欢寂寞。我想是不是因为我本质上也许是无聊而胆小的人,所以在艺术上才这样张扬。”
线条2 泉州色彩
如果要给蔡国强素描的话,毫无疑问带着浓厚的泉州色彩:英文不好——但不影响他在国际上的走红;有着浓重的闽南腔;才华横溢;个性豪迈不拘;既淳朴又浪漫幽默;平易亲切;逻辑组织能力很强;有着浓烈的乡亲观念。
线条3 我是QZ人
蔡国强对自己的故乡泉州有着深厚的感情,在外国生活了20几年了,他始终没有改变自己的国籍,还是一个地道的泉州人。外国人对中国的汉语拼音不是很了解,在介绍他时经常将泉州的缩写“Q”写成广州的缩写“G”,每当这个时候他都会纠正,“我是QZ人,不是GZ人。”
线条4 胡思乱想
蔡国强常说的一句话是:“以后年纪大了我要回故乡画风景画,画春夏秋冬,那些仍然会让我感动。”关于胡思乱想,蔡国强有一段著名的理论:“当艺术家运气不错!年纪再大都可以胡思乱想,并随便说或做出来。我常把乱想首先让女儿听,她没反响,我会失望。”
线条5 百年四合院
现在的蔡国强住在一个原汁原味的有一百多年历史的老北京四合院中,每天早上依然坚持年轻时在泉州就有的早锻炼的习惯。从2007年年底开始,他每天中午出门,到鸟巢或奥运开闭幕式运营中心,下半夜回家。
胡思年代
美院:把天空小草全都画成红色
恢复高考后,蔡国强和他的一群朋友想考美院,但似乎是当时热爱美术的年轻人的最好出路。那时的蔡国强就非常有探索精神,这在一群按照传统美院高考套路来学习的年轻人中,显得非常特殊。杨世膺曾经开玩笑说蔡国强是“一肚子坏水”,怪点子非常多。蔡国强有时候对杨世膺说:“天空为什么一定要是蓝色的,我为什么不能把它画成红色的?小草为什么一定要是绿色的,我为什么不能也把它画成红色的?”这也许是蔡国强美术创新的萌芽,在当时看来,非常离经叛道。而蔡国强自己,也承认他属于“叛逆型”。
1981年,蔡国强到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学习。用蔡国强自己的话说,那时候他做不成什么事,“净想”——胡思乱想。同时蔡国强也承认:“到上海读书那4年对我影响也很大。上海也比较个人主义,跟国家政治和以改变国家命运为目的的艺术文化工程保持一定距离,艺术比较多样化,注重形式,像当年的‘海派’艺术。”在上戏期间,蔡国强还写诗和小说,“符合那个时代文艺青年的一切特质。”
一次蔡国强放假回家期间,正好美国的一架航空航天飞机失事,蔡国强于是用一块白布,上面挂着耳机、金属碎片等,做了一件艺术品,邀请美术界的朋友来欣赏。当时美术界的人对这样前卫的艺术品一点也不理解,“而蔡国强觉得自己用最当代的艺术语言表现了国际上的一件大事,但美术界的人都对它无法理解,他从满腔热血一下子变得很委屈。”杨世膺说。当时年轻的蔡国强特别需要被认同,而如今,正准备以“鸟巢”为画布,以焰火为颜料“作画”的蔡国强再想起当年的往事,已经风轻云淡。
胡思年代
家庭:发型一成不变出自妻子之手
1978年,蔡国强恋爱了!他在学画时居然俘获了泉州著名的美女吴红虹的芳心,让他的朋友们再次刮目相看。那段时间,蔡国强经常对朋友们说:“我在谈恋爱呢!别打扰我们!”
吴红虹习惯于用闽南语叫蔡国强阿哥,他们恋爱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吴红虹向蔡国强学画画中度过的。吴红虹和蔡国强之间,有个浪漫的暗号:吴红虹敲响后窗,“咚咚,咚咚,咚咚咚”,翻译过来就是:“阿哥,是我,我爱你。”
几年后一双情侣在日本终成眷属。在日本的八年被吴红虹形容为“东京8年抗战”。蔡国强和吴红虹是1986年冬天到的日本,直到今天,他们还记得日本冬天的寒冷和自己的穷苦。但蔡国强坚持不去外面打工赚钱,而是搞艺术。于是蔡国强和吴红虹又开始了在日本的挨饿,饿到极致的时候,他们想起了画饼充饥的成语,幻想着画纸能变成饼就好了。后来,蔡国强开始卖自己的画,但还是“卖出去一张画交完水电费房租马上就没了”。
直到如今,蔡国强的许多生活细节都是由爱妻打理,最一成不变的就是头发都是由妻子来理,无论别人如何评价,他都认为爱人亲手设计的发型才是最适合自己的。
蔡国强称自己是个家庭观念很重的人,因工作忙碌,一年有一大半时间都不在家,所以他特别看重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刻。蔡有两个女儿,大女儿今年18岁,小女儿才五岁。由于他的工作经常是在世界各国跑,很少有时间陪女儿,因此一有机会蔡就会“讨好”女儿。
家人都觉得蔡国强是个挺无聊的人,比如跟太太和女儿上街,总是千篇一律,她们去逛商店看东西,他就在人家店里看书看画册,其实那些店里的东西、画册、杂志我都看过很多遍了,但是还得陪她们逛。(来源:东南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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